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汪企张出生于1885年，比余云岫小六岁。
上海人，和余云岫是日本大阪医科大学时期的同学。
在日本学习期间，他们受到西方医学的影响，同时接触到明治维新时期废止汉医的思潮。
他也认为废弃“旧医”是新旧交替的必由之途，毕业回国后积极主张消灭中医，用西医来代替中医。
1925年发起成立上海医师公会并担任书记，被余云岫誉为“最志同道合”的人。
其后参与余云岫全部行动。
1929年2月，在南京召开的国民政府卫生部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上，余云岫和汪企张共同提出了《废止旧医，以扫除医事之障碍案》试图通过行政手段消灭中医，称中医所用理论皆凭空结构，阻碍科学化，提出了6项消灭中医的办法。
虽因社会抗议未能全面实施，但导致中医被排除在主流医疗体系之外，长期无法获得官方认可和教育资源。
汪企张引用余云岫的主张，称中医为“玄医”，积极主张消灭中医，用西医来代替中医。他们都认为中医理论不科学，不符合现代医学的标准，阻碍了中国医学的进步和卫生行政的发展。
因为1929年行动未能奏效，他在1935年出版了《二十年来中国医事刍议》一书，并拉来国民党元老褚民谊题写书名。
其书中内容集中体现其思想，和余云岫一样，在书中他系统批判中医理论，提出著名的“废医存药”主张，也就是废除中医理论体系，仅保留中药经验部分，这个论调在后面被余云岫引用，也被后世不少人引用，就比如之前提到过的方舟子。
他主张割裂中医理论与实践，使中药沦为脱离辨证论治的“经验药物”，削弱了中医整体治疗优势。
汪企张的批判加速了中医教育的衰落。
1929-1949年间，全国中医学校从50余所锐减至不足10所，导致中医人才断层。
其主张影响部分中医从业者转向“中医科学化”运动，试图用西医理论解释中医，造成中医理论体系的自我异化。
他和余云岫全盘否定中医理论的激进态度导致中医遭受系统性打压，加剧了中医的生存危机，导致大量珍贵中医经验失传。
1949年之前，他历任浙江医药专门学校教授、江苏医学专门学校校长、江苏医院院长，后在上海行医，兼任淞沪商埠卫生局卫生委员会委员、国民党卫生部中央卫生委员会委员、SH市医师公会副会长等职。
还参与创办生生助产学校、上海肺病医院。
他通过著作与自身公共影响力，传播“中医不科学”的标签，强化了公众对中医的负面刻板印象，导致中医在现代化进程中被边缘化。
1949年后，他任上海医务工作者委员会委员、然后又任卫生部药典编纂委员会委员，参加编写第一版的《华夏药典》，汪企张对药典中的中药提出了定性定量检测要求，要求科学化国际化，要求中药废除性味归经理论，强调化学成分标准化，否定经典方剂理论价值，要求编委中减少中医从业者。
所谓科学化，就是中药名字不能叫中药名字，如当归按照他的意思就该叫Angelica sinensis提取物。
而且要求化学药与中药混编，不单列“中药“章节他这种编排方式暗含歹毒的思维，与废止派试图剥离中医理论的倾向契合。
不过解放前他干的事儿，已经出名了，所以最终他这些手段都没能得逞。
第一版药典在1953年成书，直接否定汪企张废除中医理论的核心主张。
在1954年，余云岫去世几个月后，1955年中，他紧随其后离世。
不过他这些主张也不是完全没影响，台湾那边1955年的《中华药典》就完全删除中药性味功效描述。
另外在余云岫的灭医行动失败后，在他的帮助下，他们开始在高校推动中西医合并的行动，培养出来了不少信奉他们思想的人。
并在其帮助下，这些学生成功的进入了中高层。
这个顾明远的父亲，如果是汪企张的学生，那么按照年龄来推断，很大概率是接汪企张班的那批人，也就是目前还在推动中西医合并的顶梁柱之一。
作为汪企张的直系学生，属于继承其思想的一批人，肯定是致力于推动“中西医合并”的，主张将中医理论“科学化”，实则以西医框架解构中医核心辨证体系，本质上延续了废止派的理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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